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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專案組:絲綢之路總長7000多公里，其中甘肅境內1600多公里。數千年來，甘肅大地就是這條東西方文明交流之路的重要通道。

　這條重要通道穿越漢唐盛世，漫步宋元明清，見證金戈鐵馬，融匯西漸東傳，最後在流沙墜簡似的歲月裡沉澱了一種豐富的絲綢之路文化，而這也是甘肅豐沛的歷史文化資源中最有優勢、最具光彩和魅力的文化之一，更是構架甘肅之美的重要一筆。

15秒背後的絢麗 

　僅僅15秒，但世界卻被甘肅的美震撼了。

　2016年5月1日，甘肅旅遊形象宣傳片出現在號稱“世界十字路口”的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最醒目的戶外廣告大螢幕上。璀璨的文物古跡、壯美的自然風光、濃郁的民族風情……甘肅的美就這樣被濃縮在15秒的時間裡，以令人眩暈的播放速度一閃而過。

　即便如此，螢幕裡的美，還是被千萬雙眼睛捕捉到了，隨之而來的感覺是被震撼了。

　宣傳片是甘肅省旅遊發展委員會製作的，目的很純粹，就是向世界展示甘肅這一被譽為華夏文明的發祥地、自然奇觀的博物館、民族風情的大觀園、休閒旅遊勝聖地的獨特魅力。片子分AB兩版，A版遴選出了夏河拉蔔楞寺、甘南草原、景泰黃河石林、天水麥積山、天水伏羲廟、平涼崆峒山等代表性旅遊景點；B版遴選出了敦煌莫高窟、敦煌鳴沙山月牙泉、嘉峪關關城、張掖彩色丹霞地貌、武威白塔寺、中國旅遊標誌——武威馬踏飛燕等一批最具代表性的旅遊名片。

　絲綢之路上的黃金路段甘肅再一次走向世界。

　倘使追溯一下黃金段的甘肅前一次走向世界的時候，至少是在兩千多年前正式開通絲綢之路的西漢。

　大型歷史文化叢書《華夏文明在甘肅》載，甘肅位居東亞與中亞的結合部，為我國東中部腹地通往西北地方乃至西方各國的天然走廊和必經要道，自然而然便成為絲綢之路所經的黃金路段和樞紐地帶。

　絲綢之路貫穿甘肅全境，其長度的五分之一在甘肅。據《華夏文明在甘肅》記述，一般認為，絲綢之路以中國古都西安為起點，經過關中平原西部、甘肅東部、河西走廊、天山南北，進而聯結中亞、南亞、西亞，以及南歐和北非。實際上，絲綢之路並非單一的一條筆直大道，而是由若干條道路東西相連、南北交錯而形成的交通網，但其主方向則是東西走向的。

　“絲綢之路出現在什麼時候？過去，人們普遍認為是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之後，才有了絲綢之路。後來的研究發現，早在張騫出使西域五六百年前，絲綢之路就存在了。”文化學者陳自仁在他的巨著《陵穀滄桑：八千年隴文化》中指出，絲綢之路歷史悠久，“絲綢之路”一詞的使用卻是很晚的事。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首次使用了“絲綢之路”一詞。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正式採用了“絲綢之路”的名稱。此後，“絲綢之路”作為獨特的文化線路所蘊含的豐厚歷史及其所體現出的普遍文化價值一直受到全世界的關注。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一帶一路”背景下的當下，這一條塵封良久的貿易大道、文明傳播之路的復興之勢洶湧。

　用光影和生命描繪著終極世界的石窟文化 

　不出意料，酷似農家麥垛之狀的麥積山石窟閃現於那一部15秒的宣傳片中。

　兩年前，歷時8年跨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項目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該項目涉及甘肅的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等5處遺產點。目前，全甘肅省有世界遺產7處，據說與北京並列中國第二。

　或許，甘肅文化的精深由此可見。

　遠在人類文明出現前，甘肅曾是一片碧藍的海洋，而如今這裡擁有除海洋之外的全部地貌。豐富的自然資源之外，這裡的人文歷史文化亦是博大。考古發現，在距今大約4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時期，今天的隴東地區就有人類繁衍生息，生活在這裡的原始人類，曾創造了令人矚目的舊石器文化。在新石器時代的大地灣文化遺址，有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的證據以及中國宮殿建築和城市起源的證據。

　“還有燦爛的彩陶文化、青銅文化。但是，甘肅古代文化的空前繁榮，是絲綢之路開通之後的事。”陳自仁說，歷史上的甘肅，是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最早受益者，同時也是最大受益者。正是東西方頻繁的文化交流，推動了甘肅一些城鎮的興起和繁榮，使河西等地一度成為中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

　作家馮玉雷近幾年與葉舒憲、易華等國內著名學者前後9次行走於絲綢之路，進行學術文化考察。他說，兩漢是絲綢之路的發展時期。其正式開通標誌是前138年及前119年漢武帝劉徹兩次派張騫通過甘肅，出使西域，傾國力向西拓展，商貿活動在印度、東南亞、斯里蘭卡、中國、中東、非洲和歐洲之間迅速發展。

　“隨著7-8世紀大唐盛世的來臨，絲綢之路也迎來了貿易最繁榮、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全盛時代。唐代詩人張籍《涼州詞》‘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筍初生漸欲齊，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正是絲綢之路繁盛時，商旅相繼景況的真實寫照。唐代詩人岑參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也形象地記述了唐代絲綢古道上驛站的繁忙景象：‘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馮玉雷說從漢代到唐代，是甘肅絲綢之路文化得以發展的鼎盛時期。

　以麥積山石窟為代表的石窟文化，正是甘肅作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最大受益者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之一。

　甘肅是中國石窟最多的省份，這之中也有個別道教石窟，但絕大多數是佛教石窟。《華夏文明在甘肅》載，佛教石窟起源於古代印度。最初僅僅是山間的自然洞窟，佛教僧人以其為坐禪、修持、集會及生活之用。後來，人們開始鑿洞，並設置佛塔、佛像以及畫上壁畫。

中國佛像石窟造型主要源於印度。

　“佛教沿陸路從甘肅傳入中原，石窟藝術也沿著甘肅傳入中原。甘肅的石窟藝術，反映了佛教思想及其漢化過程，集建築、雕塑和繪畫藝術於一身。比如現有泥塑及石雕造像7000餘身，壁畫1000平方米並以泥塑最為著名的麥積山石窟，就有‘東方雕塑陳列館’美譽。”陳自仁認為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中國佛教石窟文化從一開始就不是印度藝術的簡單模仿或翻版，而是融會貫通、博採眾長、不斷創新，逐漸顯現中華民族特色的再造藝術。“麥積山的多數洞窟，不是外來的中心柱式洞窟，而是按照中國木結構建築的傳統要求，先在崖壁上鑿出簷柱，然後鑿出龕室，再在龕室中造像。”

　始建于西秦的麥積山石窟，其大力開鑿的背後，是甘肅境內佛教最興盛的十六國時期。

　事實上，麥積山石窟的開鑿至少要追溯到十六國之一的後秦姚興弘始年間(西元393-416)。姚興是後秦的第二代國君，在位22年，史載，這是一個篤信佛教的國君。“宋代地理學家祝穆在他的《方輿勝覽》中就明確記載姚興開鑿麥積山石窟的事。”陳自仁說。

　北魏、西魏、北周等幾個朝代也是麥積山石窟開鑿的高峰期。到五代之後，一直到宋元明清應該說是麥積山石窟藝術的衰落期，新開洞窟很少了。

　在陳自仁眼中，甘肅的石窟藝術，就是絲綢之路上的明珠，是一種屬於天堂，也屬於人間的藝術。在這裡，人們用光影和生命描繪著終極世界。

古城堡、音樂還有舞蹈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位於敦煌境內的玉門關遺址，歷經千年風沙，容顏已老。似乎只是在這首人人耳熟的唐詩裡，依然鮮活著。

　精美的和田玉從玉門關輸入中原，五彩的絲綢從這裡流傳西域。設置于漢武帝時期的玉門關，俗稱小方盤城，據說，絲綢之路開通之際，這裡積滿了運送和田玉的駝隊，城內外玉石堆積如山，儼然一座美玉城，所以，如今有學者認為玉門關一名就或許是因為輸入和田玉取道於此而得名。顯而易見，如今已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玉門關遺址，同樣是絲綢之路予以甘肅的一種文化饋贈。準確地說，這種文化饋贈就叫古城堡。

　在古代，玉門關意味著一條生死界限，人們渴望生還玉門關，因為跨越了這條界限，迎面而來的就是蓬勃的綠洲。

　絲綢之路興盛的西漢，是玉門關的鼎盛時期。據《絲綢之路上的甘肅古城堡》記載，那一時期的玉門關是一個內涵豐富、潤澤八荒的玉石時代，出玉門關步入絲綢之路的北道，經車師前北庭(今吐魯番西)向西南通焉耆(今焉耆西南)、烏壘(今輪台東)、龜茲(今庫車)、姑墨(今溫宿)、疏勒(今喀什)越過帕米爾高原，直達地中海東岸地區。在這條異常艱苦的道路上，生還玉門關是支撐人們走下去的信念。

　西漢之後，玉門關經歷了隋唐、五代宋元的變遷，這使得一些真實的歷史隱匿於黃土深處，如今，漢代玉門關的確切位置，學界爭論頗多。但這些無法抹去一座黃土鑄就的關口曾在歷史長河中的偉大存在。

　都說，時間能改變一切，時間在改變一切，然而，那些人類文明最瑰麗的符號卻能穿透時間的流逝，留存下來。

　西元385年，甘肅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和音樂有關的大事件。前秦大將呂光出征西域歸來，帶回來一批龜茲國(今庫車)的樂舞藝人。後來，呂光將這些藝人和當地藝人混編為宮廷樂舞隊。史評，這支樂舞隊的出現，對後來隴原以及中原樂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樂舞史上的《西涼樂》就是北魏在滅了北涼，統一北方後從河西帶到平城(今大同)的。

　“酒泉太守能劍舞，高堂置酒夜擊鼓。胡笳一曲斷人腸，座上相看淚如雨。”這是唐代詩人岑參描寫河西地區地方官員娛樂生活的一首作品，連地方官員都能歌善舞，由此可見當時樂舞的盛行程度。史界認為，唐代是中國古代舞蹈藝術的鼎盛時期，也是隴原舞蹈藝術的鼎盛時期。這一時期流行的《胡旋舞》、《劍舞》等樂舞，大都由西域傳入河西，再從河西傳入長安和洛陽，最後傳向全國。

　石窟、古城堡、音樂、舞蹈……這些或衰敗或消失或流傳的文化，既是千年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的印證，更是博大精深的甘肅文化的一個側面。